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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宁波建党初期

作者:王任叔(巴人) 时间:2016-03-30 03:05 点击量:

.宁波建党的经过  

 

一九二二年暑期,宁波开办暑假教师讲习所,聘请国内著名之士讲学,促进中小学教师教学修养。这是“五四”运动在宁波以“抵制日货”为主的斗争在文化方面开风气的一着。在过去,学生会、十人团,仅仅以“反日”的爱国运动的名义发动些斗争,但教育方面都还被所谓“古文派——桐城文学”或“鸳鸯蝴蝶派”的洋场文学所垄断。而这一教师讲习所,在那时是提倡杜威的教育学说和新文化的传播为目的。那时来讲学的有郑振铎及沈雁冰等。我在这暑假里,也偶然去那里听讲。

就在这个风气下,有一个师范旧同学,在大同大学念书、名叫宓如卓的来看我,他那时,常在商务出版的《学生杂志》(杨贤江编的)写稿,大概杨贤江那时已是共产党员。宓对我说:要在宁波组织一个共产党小组。因为我在那时,已在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的“文学旬刊”(郑振铎编)发表文章,认为我进步。他并且约谢传茂(师范同学,后叛党,解放后劳改)同我三个人谈了一谈,要我注意发展对象,但须等他回上海后,再决定要不要成立共产党小组。

同年的下半年,我去慈溪普迪学校教书。大约在九月、十月间,接宓如卓来信,说上海党方面,曾派人到宁波火车站纱厂的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,认为组织党的条件还不很成熟,前次建议作罢。

一九二三年暑期前,发生宁波第四中学“拒经”风潮。当时浙江省政府委任经亨颐(即经子渊,国民党左派)为四中校长。“五四”运动时,经为浙江第一师范校长,有学生施存统(即施复亮)宣传共产主义,震动全国。社会上有人认为经校长是共产党员,经任四中校长消息发表后,宁波遗老张让三(曾作薛福成随员,去外国办过外交,据闻秋瑾的被杀,他也以幕后身份参予其事。)写信给浙江省当局,表示反对。此事在报上登出后,没有人提出反响。

但这时,在奉化已展开新、旧两派的斗争。新派以家兄王仲偶、胡颖之、严作书和张乐尧等为中心,拥护正直的绅士庄崧甫、孙表卿,同城内一些劣绅争夺县议会的势力。前者结社曰“剡社”,后者结社曰“法治协会”。该会的中心人物以城内绅土某(忘其名)为主,此外如俞飞鹏、朱守梅、凌某(忘其名)也是该会主要人物,在奉化城,乡绅之间的斗争,自辛亥革命之时即已开展。此时,因处在大革命前夜,斗争又爆发。“法治协会”自知凌某的声望远远不及庄崧甫,乃造谣说:庄年老病故,以便夺取县议会议长一席。但事后却遭失败,庄崧甫终于就任县议会的议长。

孙表卿为宁波《四明日报》的董事长,严作书、张乐尧在《四明日报》作记者。我同胡颖之(也在普迪教书)利用这个关系,乃起草一欢迎经亨颐长四中的信,并约人签字,在报上发表,驳斥了遗老张让三的议论。这大大地震动了宁波各界,打退了一些阻力。

一九二三年下半年终,经亨颐来宁波当校长。但我却因此被普迪学校当局辞退。在老友王吟雪主持的佛教孤儿院闲住,休养神经衰弱病。一九二四年上半年,我就任于奉化松林学校。此时,奉化已由县议会通过,开办初中。想继续辛亥革命,并多少散布一些新文化的思想。主其事的即为胡颖之、王仲偶、庄长兆(即世楣)。我在松林学校时,接宁波谢传茂来信,报告宁波已公开成立国民党分部,其中张葆灵为出面负责人。而国民党内部也成立了共产党支部,由谢负责。前年我们所谈的事,仍继续,希望我加入共产党,同时也参加国民党,我去信答应。但并无正式入党手续。

我不愿再当小学教师,乃在奉化初中另辟一室,自己读书写作。十月间,宁波《四明日报》社由李琯卿(提倡杜威教育学说,后为国家主义派)任主编,邀我去当编辑。这时谢传茂也在报馆工作,我才开始过党的组织生活,但那时组织生活非常不健全,参加的人有谢传茂、赵济猛(已死)和周天戮(已叛,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内部派人暗杀)。因为这张报纸被认为“赤化”,李琯卿不能再继续干下去。一九二五年的二、三月间,我被迫撤退,失业后去上海过流浪生活。

“五·卅事件”是我在上海亲眼目击的。六、七月间返奉化,乃在故乡,同王仲偶、董子兴作演剧宣传。这时(一九二五年)在奉化初中,已经有共产党员教员,如冯三昧、赵济猛、石愈白,但组织生活极不健全,党员中浪漫主义的气味甚浓。同时,“五·卅运动”被压下去后,各地反共势力增长,奉化初中胡颖之(行之)去日本留学,王仲偶被视为“赤化”头子,不能安顿下去、“剡社”内部乃决定以退为进,仲偶辞职不干,由我进去担任初中教务主任。冯三昧因为太红了,而且也因为与女高教员邬月秀闹恋爱关系,舆论不好,于是调了,请宁波的赵济猛、石愈自来任教员,还请王以仁(作家)为国文教师。这时校内有共产党员三人,即赵、石和我,但不为其他人知道,以“剡社”为中心,也成立了国民党支部,与宁波相联系。但一切工作,仍以“剡社”名义进行。因为它是更广泛的统一战钱的组织,有一批开明的和进步的绅土势力可依靠,其中主要工作之一,即为出版《新奉化》,由我主编。同时,我们那时已能读到党内刊物《共产主义ABC(布哈林作),我们就在学生中宣传这些,并且每周设一时事课,讲解国内形势,鼓励学生进步和革命。

革命的形势日益高涨,严作书与王仲偶于一九二六年初,乃赴广州投奔革命。但王仲偶到广州后,看到附和在蒋介石周围的都是“法治协会”派的人物,如俞飞鹏、朱守梅等,甚为不满。临行返奉,他竟自己写信忠告蒋介石,并要求蒋能设法送我去苏联学习。王仲偶回奉后,认为革命前途不可乐观,腐败分子钻进革命阵营太多。我乃在《新奉化》上写一篇社论,也有忠告蒋介石之意。

革命形势高潮的另一方面,反“赤化”的镇压运动也在开始。警备司令(段承泽)禁止了《宁波评论》,并逮捕了国民觉部工作人员蒋本菁(当时他也是共产党员)。在奉化,县长沈秉诚与.城绅戴某、凌阿陶相勾结,以我在《新奉化》上批评他们,认为是犯了“公然侮辱”的法律,拟予逮捕。这就使我在那年六月间,同严竹书一起步行到宁波,因而未遭逮捕。到同年(一九二六年)九月,我因已接到蒋介石亲自写来的信,要我赴广州帮助他,(信是四、五月间收到的,因为广州发生了三月廿四日中山舰事变,考虑结果,不拟去广州。)到此,只好利用这封信的关系去广州了。

(补记)一九二四年秋,上海曾派张秋人同志来宁波检查过党的组织。冬,恽代英同志也来宁波,住在四明日报馆。为推动那时党发起的反基督教运动,有一批上海大学念书的宁波学生一同来,在明伦堂举行了演讲会,又发动了游行示威,我去广州时,因匆匆未带“转学证书'(即当时转组织关系的代名词),而且是否在广州住下,还未定。之后,我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时,找到张秋人同志证明,在政治部党组织正式过比较严格的政治生活。从一九二六年九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,奉化与宁波的党组织活动都不太了解了。那时党的工作主要是发展国民党力量,推进北伐运动(被称为国民革命),以除军阀、打倒帝国主义为目的,但党同时也注意发展工人运动,在宁波以铁路工人和邮政工人为中心,商店小职员也被注意,人力车工人也开展组织,而党员的成分那时还是以中学教师、学生和小学教师为多。

 

二、大革命时期党的活动

我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从广州回到宁波的,大约在二月间,武汉的国民党和在江西以蒋介石为首的,包括西山会议派的张静江等国民党发生建都的磨擦。武汉我党力量大,蒋介石不愿以武汉为北伐的首府,双方争执不已。蒋因此向李济琛(后方总司令部留守主任)示意消极“退休”,实为试探性质,故作姿态。李乃去电劝慰,并分发密电与其所属之第四军及其友军将领,实为“清共”的第一密谋。我从总司令部机要科(我代科长)得悉此事,乃密告周恩来同志。

不久,北伐军从福建入浙,又自浙进沪。我得组织同意,返沪转宁波。在宁波与当时地委同志卓兰芳、江少怀、赵济猛等相见,告以蒋、李反共浪潮将至,但卓,江、赵等正忙于打倒宁波防守司令王俊(黄埔学生、广东人),对我的意见未引起注意。同时陈独秀与汪精卫的联合宣言已发表,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政策,在宁波也有传达,大意认为:今后党的斗争着重于议会斗争,这是以国民党革命取得胜利,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业已完成为前提的。我在组织中也昕到过这一传达。但人们革命情绪高涨,在宁波正忙于布置反王俊斗争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初,我返奉化,参加奉化“县中”的党支部,并拟在奉化工作。四月十一日,宁波的国民党首先发动“清党”。国民党部常务委员杨眉山(中共党员)、工会主席王鲲(中共党员)和《民国日报》主笔庄禹梅,在参加王俊召开的会议时被扣押。

接着国民党党部改组,各种工会都改作“大同盟”,其中骨干分子都是流氓,这很快影响奉化。当时奉化国民党部及政治活动方面,完全控制在我党手里。记得那时,奉化政治监察员是王仲偶(中共党员),国民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(即书记)是庄公闾(即世楣),农工部是卓子英(中共党员),青年部长是董子兴(中共党员)。四、一二以后,浙江“清党”开始,改派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为政治监察委员,于是形势逆转。但奉化党组织还用各种策略,应付那个黄埔生,又以董子兴为人较灰色,决定要他们潜伏下来。其他如庄公闾,王仲偶等决定撤退,但不久奉化县长陆友章将庄、王逮捕,解送宁波。

我在奉化不久,接宁波方面函招,乃去宁波,表面上担任第四中学教员,实际上担任地委宣传部。这时宁波地委负责同志已调杭州,其中有赵济猛、干书稼。卓兰芳似已去沪,留下的只有江少怀、王小曼和张明贤,王小曼不久又去台州(在那里被捕牺牲),江少怀(后脱党从商,闻后去台湾),张明贤(后脱党,据闻在上海与同乡做绑票的人在一起)和王任叔。

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以警察厅长吴万能为首,勾结流氓,实行白色恐怖,各种人民团体,都被改作什么大同盟。地委同上海和浙江都不易取得联系,又缺乏工作和斗争经验,主要工作是两方面的:一是分化国民党内部,利用关系,联络警察厅政治部的吴某与吴万能的矛盾,企图将吴的势力打下去,记得江少怀曾被聘为顾问(秘书);二是进行秘密宣传,散发传单等。那时,宁、汉分家,汪精卫尚未提出“分共”主张,郭沫若在武汉报上发表了《请看今日蒋介石》。

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也从苏联来信,在武汉报上,登载广告,斥责其父蒋介石叛变革命。那时,地委即以国民党左派身份进行宣传,翻印上述二篇文章,动员青年学生到处散发,颇震动一时。

大约五、六月间,学校尚未放暑假,突然,杨虎、陈群义来宁波“清党”,这时王仲偶与庄长兆,已由庄崧甫保释出狱。王鲲、杨眉山、庄禹梅尚在狱中。此外又有镇海的胡蕉琴(女)、阿金(女),及四中青年学生(陈良年、吴德元)等。杨虎、陈群来宁波后第二天,即将杨眉山,王鲲两同志杀头示众。那时江少怀通知我即速离甬去沪,未成,第三天我也被捕。当即见胡蕉琴(女)和甘汉光两同志又被绑出去枪毙。第二天又将两个四中学生(陈良年、吴德元)绑出枪毙。

而我之被捕,系杨虎、陈群收到俞飞鹏与朱守梅的电报,指为共产党人,但又别无证据。到第四天,那时尚是浙江省政府委员的庄崧甫赶到,亲自向杨、陈具保,杨、陈以庄为蒋介石老师,也卖了他的面子,我就被保释出狱。

以后,我即不知道奉化和宁波党的组织活动,一九二七年秋,我已在上海了,从此很少返回故乡。

 

 

(王任叔,1920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堂(今澳门威尼斯赌场前身之一),大革命时期曾回母校任教以掩护参加革命活动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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